第18章 漫步在蛇骨塔下

　　        那天，我沿滇藏公路北上，来到大理古城。这里是我滇西南旅游的第一站。美丽的苍山洱海，神奇的蝴蝶泉，还有崇圣寺三塔，都是此处久负盛名的景点。

　　        车抵大理古城已是下午四点，吃过晚饭，在悄悄笼来的晚雾中，我先游了三塔。

　　        云南在中国的西南，滇西南则是西南中的西南。从八卦看，滇西南是坤之极地。

　　        乾属阳，坤受阴。滇西南无疑是阴之极处。我旅行其中，感到这一块百族杂居之地，的确有着鲜明的坤之特色。此地多山，潮气非常重，长期的郁结，因此蕴养了中国最好的美玉。此地有月，但哪怕是最好的月夜，其月光也过份暧昧，绝没有北国月夜的那种朗朗清辉。此地的男人，看不出什么好处，此地的妇女，却多俊美之人。经商摆摊的，也是女多男少。更有一事，此地民间的秘术很多。有些秘术，听来叫人骇怕。佛教实乃也是一件神秘的事。于此地亦颇为盛行。

　　        崇圣寺三塔算是这里佛教盛行的一个名证。

　　        走出重新修复的大理古城楼，约一里许，就到了三塔所在地。据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滇游日记》记载：

　　        是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成中建，名崇圣寺。前三塔

　　        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六层，故今名为三塔。

　　        经过几次兵劫和大地震，建筑在苍山十九峰下的崇圣寺，早已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它的附属建筑——三塔。

　　        由于三塔所建处地势较高，在滇藏公路的车上，老远就可以看到它们。不知为何，它们一入眼帘，窗处活泼的秋色，竟一下子少了许多生气。这大约是我因此联想到了河南少林寺中的那一片塔林。当然，那林林总总的数百座塔，都是矮矮小小的，每座塔下，都埋了一位高僧。佛家的塔林与俗家的坟场，给人的凄凉感觉，相同无二。

　　        宝塔产生于印度佛教，原是用来安葬僧侣骨灰的墓穴。仅高三点四米，顶有宝刹，梵名“窣堵波”，汉语译为“浮图”或“塔陀”。佛教传入中国后，宝塔这种建筑也就来汉土安家落户了。只是我们汉人，绝不照搬别人的东西。我们的祖先把印度的塔与中国的楼阁建筑相融合，逐渐演变成重楼坐阁式的中国塔，并与石窟、壁画一起，构成中国佛教文化的三大艺术。

　　        来到三塔跟前，首先感到的是强烈的色彩反差。苍山十九峰的林涛，悬着丰腴的青黑色的雨意。而三塔厉厉的瘦削的白，刺入其中，像是一曲深沉的安魂曲中，突然出现三句硬硬的长笛。接着，我就听见中塔中巢燕的叫声。嗟嗟喳喳，比起中原地区呢呢喃喃的雨燕，此处燕的发声，也是亢奋了许多。

　　        我并不是特别喜爱吴侬软语，而是感到，此时我眼中的白塔，耳中的燕语，都因阴极生阳的缘故，多了一些我一向排斥的躁性。

　　        不过，这三座塔的特色，还是吸引了我。

　　        最中间的大塔，又叫千寻塔，高约七十米。是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共有十六层。分立在大塔稍后的南、北两小塔，均高四十二米，是一对十级的八角形砖塔。中间的大塔，造形与西安的小雁塔相似。而一对辅塔，则是滇西南“蛇骨塔”的建筑风格的代表了。这三塔浑然一体，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相依为命，送走了一劫又一劫。

　　        关于三塔的修建年代，王崧《南诏野史》有载：“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嵯巅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余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这么说，三塔是同时修建的了。但从建筑风格来看，又不像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后来又看到一些资料，才证实《南诏野史》记载有误。千寻塔的确是公元八三六年至八四〇年建成的，而左右的辅塔，却是建于公元一一〇一年至一一二五年。前后相差了一百八十年。

　　        建成千寻塔的唐代，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就像现在各地纷纷筹集巨资建立仿古一条街和旅游度假区一样，那时各地也都以建大寺，筑巨塔为乐事。晚唐的段成式，是宰相的儿子，也是一位杰出的学问家，他写了一本《寺塔记》的书，专门记载当时的京城长安东城一带的寺塔。一条左街上，竟有寺庙十八所之多。而且逢寺有塔，逢塔必有壁画。可见当时建塔的风气之盛。大理虽属极远的边陲，亦不免受其影响，筑起这么一座千寻塔。

　　        比起中原地区的塔来，千寻塔中的“文化感”要淡薄得多。其一是没有诸如吴道子、阎立本这样的绘画大师留画于塔壁。壁画之于中国的塔，就像壁画之于欧洲的大教堂，是不可或缺的。其二，是文人题咏甚少。西安一座大雁塔，几乎集中了唐代最负盛名的诗人的歌咏。尽管是一座小小建筑，凝结其中的，却是一个完整的盛唐气象。

　　        所以说，这座千寻塔虽然是唐代的产物，但只能算是一件仿制品。中原的古塔，经千百年的战火，已经所剩无几。大理远离中原，也就远离了大规模的战争，这是千寻塔得以保存的原因。尽管是仿制品，站在它跟前，你依然可以形象地体会到盛唐气象。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莫过于盛唐。那时的京城长安，很有点像美国纽约在今日世界的地位。China  town一词，我们不译为中国城或汉人街而译成唐人街，大约就是我们都承认只有盛唐才能代表礼义之邦的中国。

　　        盛唐的开放胸襟和兼收并蓄的文化风范，并不难以为继。难以为继的，是那时的宗教观。佛教在唐代达到发展的顶峰，对风化士民也的确起到作用。唐代的中兴，不能说同这种宗教观的转变与深化无关。我这么说，并不是宣扬“佛教兴国”，而是觉得现在，还没有哪一种信仰，能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信心和智慧。

　　        在千寻塔下，这么胡思乱想了一通。暮色还不算太稠，我想趁剩下的天光登塔作一番俯瞰，可是塔门紧闭，说是守塔人下班了不接待游人。这令我多少有点不快，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燕子自由地从塔的檐窗里穿进穿出。

　　        后来，在滇西南的旅游中，我又看见了不少的塔，多半是极富滇西南特色的蛇骨塔。

　　        从滇西归家后，我读到明人朱孟震写的《西南夷风土记》，其中有这么一段：

　　        其地俗尚佛教，寺塔遍村落，且极壮丽。自缅甸以下，唯事诵经，俗不杀牲，所以鸟兽与人相狎。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募人代之。

　　        由此可见，一直到明代，滇西南这块地方，还是寺塔随处可见，且有着鸟兽与人相狎的桃花源风光。可惜，这些都只保留在线装书里。旅行其中，村村寨寨，我没看到多少香案，卖猪肉的案子倒是到处都有。至于塔，即使存下的，当地人也根本不把它当成什么景致。

　　§§第19章    欢喜佛与媚态观音

　　        西藏一直是我想去的地方，远在初中学地理的时候，我就对那一片白雪皑皑的高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让我觉得它神秘并充满诱惑，则是在我中年皈依佛门之后。佛教的智慧深深令我折服，而藏传佛教的不可思议处，更是激发了我亲踏这片土地的愿望。记得那一次，我在成都双流机场已经坐上了飞往拉萨的班机。登机不久就被告之，因飞机故障航班延期。我当时产生了不祥之兆，便退掉了机票而前往九寨沟。人生的机缘就是这样，稍一错过便水复山长。及至我再度来到拉萨，已是五年之后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脑海里西藏的概念是由两个景观组成，一是喜玛拉雅山峰，再一个就是布达拉宫。因为身体与技能诸般条件的制约，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要攀上那地球的至高点，若能在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站在山脚下遥望一下它高耸的峰影，便已经是一种奢望。布达拉宫却不同，虽然，它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古建筑群，但毕竟在拉萨城里，不管是作为朝圣者还是旅游者，造访它都不存在困难。

　　        因为服从于友人为我们制订的旅游日程，直到离开西藏前的最后一天，我们才来到布达拉宫。当我站在红山下的广场，眺望那一片罩在金色阳光下的嵯峨殿宇时，就像一个缥渺的梦境突然变成了现实，惊奇的同时，我又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拉萨城中的至高点是红山，而布达拉宫几乎占据了整座红山。那一面面蓄势内敛的巨大的红墙与白墙，那些参差屋脊上高耸的金塔与**，让人感到坚固、雄劲，浓烈与粗犷。这些典型的西**有的造型艺术，既体现了西藏全民信佛的热忱，又凸现出西藏历史上那一份政教合一的神圣与庄严。

　　        大约上午十点钟，我们乘车上到后山，从那里进入到布达拉宫。若是朝圣者，就必须背着献给神祗的酥油，从山下的台阶一步步跪拜上来。拉萨被称之为日光城，强烈的阳光常常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可是布达拉宫里，由于墙厚窗小，殿堂里的光线都很黯淡。这并不是建筑的失误，佛所依处，必定要营造朦胧温婉的氛围。此时宫外的阳光炽烈，宫内各个供佛的殿堂里，最明亮的光芒却是来自酥油灯。一朵一朵轻轻摇曳的火苗，让你感到温馨并产生虔诚。在这样的情境中参拜佛像，哪怕再浮躁的人，也会变得冲虚随和起来。

　　        布达拉宫珍藏着各类精美佛像三千五百多尊，大如山丘小如拳栗，细细瞻仰，每一尊都值得你五体投地。我个人认为，藏传佛教与汉唐佛教的不同之处，除了有密显之分，再就是造像的区别。汉唐佛教中的造像，大都容貌端庄，体态丰腴，两耳垂肩而目不斜视。这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佛是高贵的象征，处在至尊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有凛然正气。与这样的佛像相对，人就会产生敬畏而缺乏亲近之感。藏传佛教却不同，虽然在与汉文化的不断融合中，它的一些伽蓝，也表现出庄严祥和光芒四溢的风格，但更多的佛像，却是面部和悦，动态舒缓，既有吴带当风的婀娜之姿，又有悄然肃立的雍容之气。在所有的佛像中，最能引起人们感官兴奋的是观音菩萨与欢喜佛的造像。欢喜佛的造型源于密宗的“男女双修”的教义。男者盘腿而坐，右腿弯度较大，左腿曲于右腿之内，弯度较小，女者面向男者，双腿张开，丰润的臀部坐在男者的左腿之上，四臂相拥，胸脯紧紧相贴，赤身裸体作交媾状。在汉传佛教中，“性”绝对是一个被禁锢的话题。但是在藏传佛教中，“性”并不成为忌讳，它甚至成为“修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清朝皇帝推崇藏密，据说年轻的皇帝或太子大婚之前，都会被领到喇嘛庙瞻仰欢喜佛，借此而领悟生命的“不二法门”。在印度阿占陀石窟中，我见到过石刻的欢喜佛。由此而分析汉传佛教为何排斥“性”的内容，大概是接受了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信条，从而让佛教从饮食男女的世俗中彻底分离出来。表面上看，这是宗教的原因，究其实，乃是补救社会的一种措施。中原地带人口  稠密，如果听凭人口无限制地增长，必然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在这样一片土壤上产生的智者，不可能无视这种现实。“性”之所以被逐出宗教的殿堂，乃是因为“性”与生育，与人口的繁衍密不可分。藏传佛教供奉欢喜佛，除了印度佛教的传承关系，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亦是西藏的人口问题。由于地理环境，多少个世纪以来，西藏一直人烟稀少。一个民族的强盛首先是人口的强盛，基于此，欢喜佛才成为藏传佛教中重要的神祗。男欢女爱不但不受禁忌，反而把它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加以提倡。到过西藏的人，无不从生命的本源上理解这一意义。而今，在西藏的旅游纪念品中，小型的铜制欢喜佛最为畅销，如果仅仅认为买者是出于猎奇，恐怕就过于武断了。

　　        西藏另一个富有特色的佛像，就是观音了。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中最高的精神领袖，历代达赖，都认为自己是观音的真身。因此，观音菩萨在西藏佛教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超过了释迦牟尼。如果说在寺庙中，释迦牟尼佛还处在至尊地位，在普通藏民家里，供奉的却以观音居多。布达拉宫中，珍藏的佛宝很多，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贝叶经，有释迦牟尼的两颗骨舍利，有镶嵌在五世达赖灵塔上的鸡蛋大的夜明珠，据说，这样的夜明珠全世界只有两颗。但是，西藏人普遍认为的布达拉宫的镇宫之宝，还是一尊自在观音。

　　        这尊观音供奉在宫中第十二层的圣观音殿中。檀香木质的洛格夏然世自在观音，迎请于公元七世纪的僧伽罗国，即今天的尼泊尔，至今保藏完好，是布达拉宫的主要所依。所有前来布达拉宫的朝圣者，最后都必然要来到这尊观音像前匍伏祈福。圣观音殿并不大，瞻拜者来到十二层，还得上几步木梯才能到达殿中。圣像被安放在一个制作精美的鎏金铜龛中。两边的方形铜柱上有盘绕上升的腾龙缠绕。圣像大约一米高左右，  据记载是在一棵檀香木中天然生成。她体态轻盈，鼻翼修长，樱桃小嘴微微抿起，平和的眼神中似乎含有一丝忧郁。由于她穿起了缀满宝石的华贵藏裙，加之脸庞漆金，所以我感受不到她的木质。但是，应当承认，她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美的观音像之一。一见到她，你立刻就会产生依赖感与信任感，与其说她是一尊神，倒不如说她更像一位真爱无私的母性。

　　        依藏民朝拜的仪式，我双腿跪下，以首叩其圣像下的木板，并将心中的许诺默诵了三遍。我这么做，并不是真的想得到什么，而是觉得这仪式本身，表现出一个人追求生活的一种态度。有敬畏地活着并相信未来，社会就会安定，家庭就会幸福。

　　        布达拉宫中的这尊观音，可能是传入西藏最早的一尊。自那以后，观音各种法身、报身和化身的塑像，便愈来愈多。离开西藏前往贡嘎机场之前，我们顺道参观了西藏博物馆，在第三楼的展厅里，我们看到了大量的鎏金与合金的佛的造像，其精美的程度令人徘徊再三不忍离去。这些造像中，观音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些观音造像的特点，应该用“媚”字，媚态观音是西藏所独有的，佛教的崇高闪耀在艺术的光芒中。这样就让佛教在西藏永远保持了新鲜的活力，从而避免了刻板与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应该是释迦牟尼佛所向往的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

　　        住在拉萨的那几天，每天清晨，便有一些藏民用手推车推来一些工艺品在我们下榻的旅店门口兜售。我从中挑了一尊欢喜佛和一尊媚态观音，如今供奉在我的书房里。每次看到它们，我仿佛回到了西藏，仿佛又站在布达拉宫幽深的回廊上，在宝幢、宝瓶、**与唐卡的簇拥中，愉悦地沐浴在佛的微笑里。

　　        2003．10．4（重阳）写于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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