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第81章 张泽勇散文论 罗义华

从清江的隽永有致到大三峡的恢宏气度，张泽勇一路与文学相伴走过了一段绚丽多姿的人生历程。1997年张泽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集《张泽勇随笔》，2001年他推出了一本厚重的散文集《泽勇散文》，2006年又有新作《绿园集》问世，张泽勇其人其文日渐引起湖北省内外文学界的关注。早在1998年，邓黔生教授就曾指出，张泽勇“开始具有个人的创作特色”。[]这十年来张泽勇笔耕不辍，尤其是他能够转益多师、执著而不拘泥于一端，无论是在创作技法上，还是在生命情怀与境界上都可谓更上层楼了。究竟张泽勇散文的风格特征是什么，具体内涵如何，其散文的文化质性是什么，在当下的三峡民族文学与区域文学视阈中，其散文价值何在？本文拟从这些问题出发，去探讨张泽勇散文的风格及其文化魅力。

        一、率真自然、清新俊雅的创作风格

        一个作家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特定风格，具体内涵如何，这些问题可以由作品体现出来。具体而言，作品的选题、立意、语言、叙事与抒情手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写作范式就内在地标举了作品风格。

        到目前为止，张泽勇散文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个人特征。张永健先生认为，张泽勇的散文具备如下特点：情感真挚，胸怀坦荡，态度严肃，语言优美而流畅，笔调抒情而幽默[]。这个评价准确中肯，值得借鉴。

        从选题上看，张泽勇散文的题材十分广泛，有“人物篇”、“世相篇”、“故乡篇”、“纪游篇”、“自述篇”、“读书篇”、“谈艺篇”等，这其中写得最多也是最有特点的主要有“人物篇”、“世相篇”、“故乡篇”三个部分。张泽勇一向主张“文以载道”的文法传统，“世相篇”中的《说当官》、《说女人》、《说爱情》、《说友情》、《“闹事”备忘录》等篇章就最直接地体现了这种文学观念。这一类文字往往切中肯綮，给人警示。《故乡是长阳》、《施坪小记》、《坛子岭记》、《宜昌论》、《故乡月》等文章都是“故乡篇”里的佳作。这些文章大多描写故乡的景物风情，借以抒发故土之爱，情景交融，情境相生。《故乡是长阳》从景物描写着手，道出了故乡长阳历史文化的正面与消极面两个层面，令人深思；《施坪小记》以简洁、平淡、隽永的笔致，描写了故乡施坪小村的流风流俗；《坛子岭记》见证了三峡的变迁；《宜昌论》既彰显了宜昌文化的深厚底蕴，也道出了宜昌的历史沧桑；至于《故乡月》则分明流淌着来自记忆深处的童年乡土经验。

        最值得称道的文字还是他的“人物篇”。张泽勇在报社任职多年，与社会各界往来便多，人物速写也因此占了不少篇章。上至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下至贩夫走卒、下里巴人，似乎三教九流都能进入张泽勇的世界，并与作者契合，达成生命情境的交融互生。2001年出版的《泽勇散文》“人物篇”共收入了10余篇人物速写类的文字，主要是写社会名流和至亲好友的，如《张贤亮速写》、《大作大行》等都是很好的文字，但是这一类的文字，要到2006年出版的《绿园集》才得以真正大放光彩，《歌者》、《大师》、《淼儿》、《阿良》、《罗崇荣》等俱是佳作，而以《刘长瑜速写》为最佳。在这篇不太长的文章里，作者以白描手法，极简洁的文字，道出了刘长瑜谦和、宁静、美好的品性，文字是不动声色的，可是意味深长，让人感受到刘长瑜在绚丽之极后归于平静的生命情怀。而这种生命的情怀与境界，又何尝不是张泽勇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呢？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人物速写，我们发现，现在的张泽勇可以自由地出入于三教九流，可以做到语调更平静，笔力更精准，性格更真实，思想更深邃。这里面透露出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气息，值得期待。

        从立意与情感上看，他的“世相篇”，或如《“闹事”备忘录》，针砭时弊，正气凛然；或如《说女人》等篇章，端庄与诙谐兼俱；或如《说爱情》、《说友情》等，感悟世情，体味人生，意味深长。他的“人物篇”，如评价张贤良、贾平凹、王汶石、邓友梅、龙应台、孙犁、刘绍棠、浩然的文字，坦率诚恳；至于记述母亲、父亲等至亲好友的文字，深情绵邈，真挚动人。他的“故乡篇”既有对故乡长阳的绵绵追怀之情，也有对宜昌人物风情的细腻感应，更有对三峡绝大气度的描摹。亲情、友情、乡情、爱情、世情，爱憎分明，这是张泽勇。

        从语言上看，张泽勇所使用的文字，极为简洁、生动、隽永有味。散文家陈祖芬认为张泽勇其人其文“都有节奏感、乐感”，他的散文有“音乐的丰富、音乐的激情”[]。这个说法很中肯，张泽勇的文字或振金声于玉叶，大言铿锵；或发幽微于无端，恬静和美；或扬清倩以求风致，婉转流利，可见，他的散文语言是富有音乐美的，音乐的旋律随时而动，随事而变，自然和谐。这也构成了其创作风格的一个方面。

        从手法上看，张泽勇转益多师，不固守一端，但依然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他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看，他最初师法杨朔，后来转向孙犁，并由此洞悉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写作技法的奥妙，形成自己的传统审美特质。他的文章，或者“卒章显志”，重在标举；或者收笔突兀，文气奇谲；或者一气呵成，酣畅淋漓；或者平静淡然，言简意赅。这种种“形相”都可以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范式中找到对应点。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张泽勇的散文或清新俊雅或古朴刚健，总能够做到率真自然，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真”。张泽勇在《告别四十五——〈泽勇散文〉后记》中说，在写作中他始终遵循了散文“叙真事吐真言抒真情”的原则[]，我想这是形成其散文风格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与经验。

        二、率性诚恳、刚柔相济的文化质性

        张泽勇在《宜昌论》一文中纵谈宜昌的文化渊源与特性，“有长江和清江交汇，宜昌也就蓬生出两种文化。一曰清江巴文化，一曰长江楚文化。巴文化亦如清江一样，原始中不乏清丽婉约；楚文化恰似长江一般，古拙中透出厚重粗犷。”借用这段文字来透视张泽勇的文化质性和人格气度，是很恰当的。他出生在长阳这块文化的乡土，清江滋润了他的心灵，并培育了一颗诗心，他的文字往往呈现出清新俊雅的特质，这不能不归功于这片热土的养育与陶冶之功。但是，张泽勇的文字不只是清新俊雅，在许多时候，又展现出一种大气淋漓的特质，这就要归功于长江与三峡奇崛、奔放品格的渲染了。宜昌背靠鄂西山脉，西接三峡，东望楚天，枕长江而踞中游，自古人物风流。屈子妖娆，三游传奇，欧阳修文章华国。从长阳到宜昌，在生命的旅途里，张泽勇虚怀若谷，谦逊好学，从日月山川以及沉淀在山川之上的文化堆积层中吸取养分，养成自己的文化品格。《泽勇散文》中的《故乡是长阳》、《施坪小记》、《坛子岭记》、《故乡月》等，记录了张泽勇与这片热土的相契。至于缅怀古人、师友唱和的文字，如《欧阳修为何贬到宜昌》、《大作大行》等也足观瞻。婉转清丽的清江巴文化与大气淋漓的长江楚文化，成就了张泽勇率性诚恳、刚柔相济的文化质性。

        凡事有容乃大，从长阳到宜昌，张泽勇的生命境界在不断扩展。从土家男儿到三峡之子，张泽勇不断丰富着个人的生命体验，也在不断丰富拓展的情怀，藉此而上升到一个崭新的生命境界。由此，张泽勇的散文真正具备了大三峡的恢宏气度。

        在考察张泽勇散文的文化质性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重要因素：土家族文化品格及其影响。邓黔生先生认为张泽勇的散文具有突出的地域文化意识，即三峡文化、宜昌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等。[]长阳是土家族的发源地，土家文化渊源深长，而长阳的一草一木似乎都传承着土家文化的精神、气息。作为一个自小生活在土家族母亲河清江边的土家男儿，耳闻目睹，潜移默化，自然化入中心。土家族向死而生、亲近自然的生命态度，深刻地烙在张泽勇的生命底层，土家族男儿坦率、真诚、好客、达观的品性，他都具备了。而他的文字也处处彰显出土家族文化品格。他的“故乡篇”、“人物篇”无不显示出他在这一方面的特性。可以说，土家族文化与清江文化、长江三峡文化等一起，对于其文化品格的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在学习与对话中确立古典的风范

        张泽勇说过一句话，“我的散文技巧全在《古文观止》里，全在‘唐宋八大家’那里！”[]在散文写作中，他追求的是中国古典传统的散文笔法，而在当代作家中，巴金的质朴、刘白羽的豪放、峻青的雄浑、孙犁的清雅、贾平凹的婉约，他都喜欢，而由于个人气质和本性的缘故，孙犁的作品影响更大些。转益多师，执著而不拘泥于一端，这是张泽勇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多年来精进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谈到自己喜爱的作家时，张泽勇列出了孙犁、贾平凹、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唐宋八大家，以及法国作家莫泊桑。十七年文学中散文三大家给张泽勇带来了深刻影响。张泽勇认为，刘白羽的散文有豪放奔腾之美，但是有些虚夸；杨朔的散文婉约如诗，有“卒章显其志”的倾向；秦牧的散文以知识性见长，颇有情趣。据他所言，上大学后以至参加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迷恋的是杨朔散文和秦牧散文。秦牧散文知识性强，只能望文兴叹，因此，许多习作都是“杨朔式”的，即演绎几则事例后“托物言志”，表达一个象征意义或是一个比喻意义来。他认为《张泽勇随笔》中的个别篇章如《摆渡》就是属于这一类。经过这一阶段后，他开始去读《古文观止》，读朱自清、巴金、冰心、袁鹰、杨朔、刘白羽、峻青、孙犁、贾平凹等作品。从张泽勇的创作实际看，虽然他努力突破与消除上述三家的影响，但是作品在很多层面上还保存着杨朔等人的痕迹。黄曼君先生就曾指出其散文既有杨朔风格，又有孙犁风格，也有贾平凹风格。

        当然，在所有作家之中，张泽勇最欣赏与敬重孙犁，受其影响也最大。在《泽勇散文》与《绿园集》中写孙犁的文章就有5篇，这个数字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在《孙犁的散文》一文中，他指出自己虽然喜爱过不少散文作家，但是真正对自己具有持久魅力的作家，还是孙犁。他认为，孙犁的散文之所以具有隽永的魅力，是与孙犁长期的学习与修养有关。他注意到孙犁博览群书，转益多师。孙犁爱读旧书，如《四书集注》、庄子、孟子、楚辞、宋词选本等。到老年以后，孙犁主要是学习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欣赏欧阳修、柳宗元的文章。孙犁的小说也给张泽勇带来深刻影响，主要是学习孙犁小说单纯、朴素的艺术特质。但是，孙犁带给张泽勇的不只是散文创作的经验，孙犁真诚、执著的生命情怀及其人格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张泽勇为文为人的目标范式。受到孙犁学习与创作经验的启示，张泽勇把目光转向古典文学。近年来，他系统阅读了古典散文，特别是诸子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他认为，当代作家既要学习古人的文章经验，更要学习古人的人格风范。他盛赞欧阳修的文章文如其人，如《与高司谏书》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震撼人的灵魂”。

        曾经有一段时间，张泽勇对贾平凹特别赞赏乃至于沉迷，从小说到散文。随着贾平凹小说的结构性缺陷日渐突出，张泽勇逐步接受李建军对贾平凹作品的批评意见，但是对贾平凹的散文，他总还是一往情深的。张泽勇认为贾平凹“吸取的是古典文学的营养，创作的是清新纯美的精品。尤其是那些写人记事或山水游记散文，简直就是文言文的直译，读来铿锵有声，韵味深长。他以空灵的文笔，造成优雅的意境、炼字造句、描写的招式、抓取有意味的细节，使我们常想起是司马迁、苏东坡、柳宗元。”[]比较张泽勇对贾平凹与孙犁的看法，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二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借鉴具有成功之处，而这种古典“取向”对张泽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孙犁、贾平凹构成了一座桥梁，张泽勇藉此而获取了“文以载道”的经典范式。从孙犁、贾平凹到诸子散文与唐宋八大家，正是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巨大热诚与学习过程中，在与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对话中，张泽勇实现了个人价值观与生命情怀的提升，并由此确定了自己近于古典的写作风范，这是一种在现代社会行之有效的传统风范，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对孙犁、贾平凹等当代作家，还是对诸子散文与唐宋八大家，张泽勇并没有在对前人的学习与模仿中迷失自己。事实上他对这些对象的学习与借鉴，总是伴随着自己对对象的深刻认识与对话活动。对于中国文学的典范作家作品，张泽勇总是不惮于与他们在各个层面上展开对话，在对话中实现文格与人格的升华，在学习与对话中确立古典的风范。而从前述的“人物篇”与“世相篇”的内容上看，对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也不仅仅局限于古典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似乎都能够给张泽勇带来生命的感悟。

        结语：张泽勇散文的意义

        无论是从作品的艺术水准上看，还是从作品的社会影响看，张泽勇的散文在目前的大三峡地区民族文学与区域文学视野中都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而张泽勇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思想与艺术俱佳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学的热诚与执著，以及他对传统文学“文以载道”观念的标举，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一种风景。张泽勇认为，一个人思想境界低下，自私自利，很难写出思想境界高的作品。因此，“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作家，一般来说，他们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和刚正不阿的性格。”他的《诫侄书》一文刚柔相济，语重心长，对当代青年具有突出的人格启示意义。王庆生先生曾指出张泽勇的散文“很大气，率真，有话直说”[

        ]，我认为张泽勇散文时刻透露出一种时代气质，其风格与气度，正是转型期中国文学所需要的风格与气度，它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与生命情怀，是与我们时代的文化选择相符合的，也构成了当代社会价值重建过程中的重要质素。

        （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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